父親離開我們15年了。他走的時候，穿的是那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裝。

從深黃穿到淺黃，再穿到泛白，衣領上永遠襯著白領巾，風紀扣永遠系到最頂上。扣子是黃色的，刻著“八一”二字。衣服穿壞了，他不許扔，要把扣子剪下來縫到新衣上。他說：“八一扣子，不能丟。”換衣服不能換扣子。這件穿壞了，扣子要剪下來，一顆顆釘到下一件衣服上。他始終穿著有“八一”扣子的衣服。沒有領章，沒有帽徽，不扎武裝帶，但那排刻著“八一”的扣子，永遠在他胸前。那是他默默地對自己說的一句話：我還是個軍人。

他隨身帶著針線包，扣子松了就釘，破了就補。那是軍隊養成的習慣——自己的事自己打理，一輩子如此。

他的被子，從來疊得有棱有角，那是軍人的“行李”。他的書籍、文案，擺放得規規矩矩、整整齊齊，不許別人隨意翻動。那些習慣，跟了他一輩子。

我的父親——沈彪，原名沈殿爵，字堯臣。父親說，這是滿腹經綸的外祖父給他起的名字，包含了深深的寓意：希望外孫成大器，經世濟國。1922年6月生于河北故城，祖父是私塾先生。如果沒有1937年那一聲炮響，他也許會做一個教書先生。

父親自幼聰慧。4歲學珠算，5歲啟蒙，從私塾到縣里高小，他始終是名列榜首。班里最大的同學比他大十多歲，有的已經結婚，為考高小證當老師，可誰都考不過他。祖父曾打算賣兩畝地，送他考北大。可“七七”盧溝橋事變，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。

那年，父親高小還沒畢業，他背著父母主動參了軍。1938年，16歲的他報考了抗日挺進軍，那是一支國共合作的抗日隊伍，共產黨員郭魯擔任政治部主任。郭魯見他瘦小，有些猶豫。是父親慷慨激昂、擲地有聲的一句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，打動了那位后來成為共和國鐵道部副部長的政治部主任，錄取了他。他被分配到抗日挺進軍武術營擔任文書，之后又當過司書、書記長、政治宣傳員等職，從此，他把自己堅定地交給了國家。

父親后來多次跟我講：“沒去成抗大，是我終生一大憾事。”他的第一志愿是報考“抗大”，去延安，但因家中阻撓未能成行。可命運的錯位，沒有改變骨子里的底色。

第一次上戰場，是“武術營血戰日寇”。日寇有飛機、坦克、小鋼炮、輕重機槍，刺刀都比我們的長。我軍靠的是手榴彈、輕機槍和十幾斤重的大刀。一仗打下來，贏了！可身邊的戰友太多倒下了。后來幾仗，也幾乎都是慘勝。父親說，從那時起，他就立志：學軍事，帶兵打仗，收復失地。

1940年，他考入黃埔七分校十七期山東總隊，后經夜行軍穿過日寇封鎖線，徒步到洛陽，再轉火車到西安本部。三年的德式軍事訓練，一年的重兵器訓練，熟悉、掌握了較全面的軍事思想、軍事理論和技能，因成績優異留校任教官。

1950年，父親調任重慶林園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高級步兵學校訓練部軍事教員。因教學成績顯著，深受校長、主任和官兵好評。1952年至1953年，又調西南軍區高干班任教三期。“高干班”，學員都是從戰場歸來的團長、師長級別的軍官。教學中，他把黃埔的德式理論、蘇聯的大兵團作戰思想教授學員，前線軍官帶回實戰反饋，他再修訂教案，理論到實踐再充實理論，每循環一次，就向戰場輸送一批更優秀的指揮員。校長余秋里、政治部主任劉華清，都公開表彰了他，這段經歷成為他一生的高光時刻。

為加強國防現代化建設，解決新中國軍事技術和裝備落后的問題，1953年9月，毛主席提出組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。父親所在的第二高級步兵學校，他教授過的大部分學員和同事，三千多名官兵整建制轉入哈軍工，成為該校首批骨干力量，是哈軍工最早的一批基石。父親按組織要求，作為所在的訓練部少數留守人員，繼續培訓赴朝作戰的高級指揮官。

1955年，解放軍首次授銜，父親被授予中尉軍銜，那是他一生最珍視的榮耀。1961年，他已轉業三年，還特意穿著那身軍裝，扎上武裝帶，到照相館拍了張照片留念。那是他最愛的照片，翻拍了無數次，送給親友，題上日期，叮囑留存。

1958年，國家進入建設時期，父親響應毛主席、朱總司令的號召，隨十萬轉業軍官，挺進北大荒，來到黑龍江省寶泉嶺農場，后調鶴崗礦務局工作。

1961年父親身穿戎裝在鶴崗照相館留念，這是進軍北大荒三周年！

脫下軍裝，他依然是個軍人。 晚年的父親，穿著那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裝，沒有領章帽徽，走路依然雄赳赳氣昂昂。八九十歲，腰不駝背不彎，走在路上，遠遠一看——那就是個軍人。

父親喜歡唱歌，大多是“紅歌”。“向前！向前！向前！我們的隊伍向太陽，腳踏著祖國的大地……”這是退休賦閑的父親經常唱的歌——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》。他唱出了雄壯、嘹亮、勇往直前的氣勢，那是他留給我們最后的軍號聲。

父親晚年還有一個習慣。他總愛把過去的老照片翻拍，尤其是在重慶步校時的留影，翻拍的最多。父親指揮軍事演習訓練，只見他手拿小紅旗，仿佛聽到一聲令下，戰士們瞄準目標，迫擊炮齊聲發射。相同的照片洗若干張，然后坐在那兒一張張題字——時間、地點、緣由、人員、事件等工工整整寫在照片背面。如果是集體照，他會把所有人的名字按前后排對應上，豎著排版，像排兵布陣一樣，一絲不茍。然后寫上“贈給某某惠存”；寫給我的，是“贈給我親愛的女兒永存”。看到“永存”兩個字，心里忽然有一絲悲涼。剛開始我不理解，但也沒有去多想——父親那時才七十多歲，精神矍鑠，腰板挺直，每天讀書、寫字、練劍、回復戰友的信件，我從沒想到他會離開。

今天，那些照片真的成了他留下的精神遺產。每次翻看，物是人非，淚水禁不住滑落。現在我才懂：“永存”這兩個字的分量——那是生人在作死別呀。

1996年，鶴崗市一個叫侯金鵬的學生考上清華大學，家里困難，父親用他那時一個月300多元的工資，捐款助學500元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看到人民解放軍奮勇救災和四川災民的苦難，他和母親含淚捐了22000元——他感恩四川人民，感念軍人的責任，再次印證了他那16歲就刻進骨子里的話：國家有難，匹夫有責。

2011年6月，父親走了。去世前，父親反復交代：“我走的時候，穿我的軍裝，我不穿別的。”他走的那天，按他的遺愿給他穿上他那身軍裝。墓碑上，是那張中尉軍銜的戎裝照——大蓋帽，扎著武裝帶，目光如炬，威風凜凜，風紀扣系到最頂上。

父親長眠在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福壽園公墓，父親留下的除了幾顆泛黃的“八一扣子”，還有一句話：“軍人，不是穿了一身衣服，是長了一身骨頭。”

今天，在八·一建軍節到來之際，軍旗獵獵，迎風飄揚。我想起他穿著那身泛白的舊軍裝，英姿挺拔走在路上的背影，和那幾顆還珍藏在家里、刻著“八一”字樣的紐扣——想起他說的，“八一扣子不能丟”。是的，不能丟。那是和父親一樣軍人的軍魂，是國家強大的保障和基石。